编者按：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学生的跨境流动已成为常态，也常被视为国际合作的“双赢”典范。然而，当我们聚焦于尼泊尔国际学生的跨国流动时，看似和谐的流动图景下却隐藏着令人忧虑的伦理悖论与结构性失衡。短短数年间，尼泊尔已跃升为澳、日两国最主要的国际学生来源地之一，其规模扩张之迅猛令人咋舌。但尼泊尔本土却承受着人才流失加剧、教育体系空心化的沉重代价，而远赴他乡的学子们，也往往深陷学业、生计与身份的多重困境。这种规模空前的“人才输出”，究竟是发展的捷径，还是一种隐性的“汲取”？
今天，一读EDU（ID：yidu_edu）与您分享日本广岛大学黄福涛教授的一篇文章。本文以尼泊尔学生的跨国流动为镜，剖析其背后复杂的推力与拉力、机遇与代价，并由此追问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国际教育日益产业化的今天，发达国家与高等教育机构，究竟应承担起怎样的伦理责任，才能让知识的流动真正惠及全球，而非加剧不平等？尼泊尔学生的故事，远非孤例，而是敲响了一记关于国际教育本质与未来的警钟。
黄福涛，现任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高等教育学专业主任、终身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2008年至今)，浙江大学兼任教授(2018年至今)。同时，担任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Richmond，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 London董事会成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外国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课程开发、学术职业的比较研究等。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语言在国内、日本以及国际主要英文学术刊物发表百余篇论文。
展开剩余77%近年来，国际高等教育的跨境流动持续扩大，成为各国外交政策与经济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国际学生人数不断增长，其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与伦理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2025年6月，笔者与《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亚太版主编JohnRoss就此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John长期关注亚太地区高教发展趋势，尤其重视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政策盲点与道德张力。在对话中， 他表达了对澳大利亚高校持续大规模招收尼泊尔等发展中国家学生的忧虑，认为这一模式在经济上对尼泊尔未必有利，反而可能加剧其“人才流失”和教育依赖的问题。这种观点引发了我对日本类似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本文将基于对尼泊尔学生跨国流动的实证数据，反思当前国际教育政策的伦理责任，并尝试提出可持续的替代路径。
01
尼泊尔学生的“外流”趋势与系统性压力
根据澳大利亚教育部2024年发布的数据， 尼泊尔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国际学生来源国，截至 2024年底，在澳就读的尼泊尔籍学生总数为65,815人。相比之下，2013–2014财年该数字仅为28,124人，十年间增长超过两倍，反映出尼泊尔学生跨境流动的显著上升趋势。该趋势同样体现在日本。 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2024年5月公布的留学生统计数据，尼泊尔在籍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留学生人数达到64,816人，在所有留学生来源国家中位居第二位，仅次于中国。与 2023年的37,878人相比，一年内增长高达71.1%，显示出尼泊尔学生赴日留学的急剧上升趋势。自2019年起，尼泊尔已连续五年位列日本主要留学生来源国前五，体现出该国在日本国际教育体系中的持续存在感与依赖程度。
这些学生大多集中于语言学校、专门学校及部分地方私立大学，学术门槛相对较低，但学习与生活成本却日益上升。由于奖学金有限、家庭经济拮据，许多尼泊尔学生不得不通过高强度的兼职工作维持在海外的生活。 2023年一项针对在日留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尼泊尔学生每周打工时间超过法定的28小时，部分人甚至从事三份以上兼职。在学业、劳动与生活的多重压力下，不少学生面临心理困扰、学业中断或非法滞留等问题。
02
人才“输出”是否助力本国发展？
关于国际学生是否对本国有益，长期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留学生在海外打工所得可汇回本国，促进家庭消费与经济增长。然而，这种“外汇创收”逻辑在尼泊尔的例子中并不稳固。2022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尼泊尔的侨汇收入占GDP比例高达22%，而高等教育阶段留学生对其中贡献较小。与此同时， 尼泊尔高等教育系统却面临严重的人才断层与教育经费短缺，导致本国大学的国际影响力与人才吸引力逐年下降。尤其在医疗、工程、教育等关键领域，越来越多受过基础训练的青年选择赴海外继续深造后不再归国，造成“知识外溢”与“人才空心化”并存。国际教育由此被质疑为发达国家从中低收入国家“汲取高潜力青年”的路径，一旦这些人才无法回流，教育国际化便失去了其所谓“共同发展”的初衷。
03
日本的实践困境与启示
在日本，类似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尽管日本政府近年通过“留学生30万人计划”积极推动高教国际化，但相关支持机制相对滞后。以尼泊尔学生为例，其多集中于日本地方私大与专修学校，不仅面临语言适应难题，还存在打工时间超标、健康保障不足、在毕业后难以获得合法就业签证等困境。部分学生因签证失效而滞留日本黑工，最终被遣返，引发社会舆论对“招而不育”的质疑。
此外， 当前日本高校设置海外招生计划的主要动因仍是“填补学额”“维持运营”，对生源国的社会发展、就业体系或专业需求考虑不多。例如，尽管部分尼泊尔学生在日本学习IT、护理、教育等技能型课程，但回国后因资格认证制度不接轨、缺乏合适岗位，往往只能选择再次出国或留日打零工，陷入恶性循环。
04
伦理重建：未来国际教育的可能路径
针对上述现象，笔者认为应从 三个维度重建国际教育的伦理框架。
首先，发达国家在招收发展中国家学生时，应提供更多基于需求的奖学金与学术辅导，避免将经济压力转嫁给学生个体。
其次，应加强教育合作在地化，例如推动在尼泊尔、菲律宾、坦桑尼亚等国设立分校、共同培养项目或虚拟教室。 2022年，英国开放大学与卢旺达高等教育委员会联合开展的在线教育合作，为偏远地区提供护理、教育课程，便是值得借鉴的案例。
第三，更需在制度层面建立起评估国际教育伦理性的指标体系，如 “学生回流率”“发展中国家人才支持度”等，并将其纳入国际大学排名与认证体系，引导高等教育国际化从功利逻辑走向公共责任。 以“全球公民”为目标的教育，如果无法体现对弱势国家的尊重与回应，其理念终将沦为空谈。
05
结语
John Ross作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的亚太主编，长期深入采访亚太各国教育实践，尤其关注国际教育中的结构性问题。他在与笔者的对话中直言：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政策越来越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完全背离了当年‘科伦坡计划’的初心。”这句话令人警醒。
笔者在长期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也深感，当前国际教育亟需从制度、合作、观念层面进行反思与重构。尼泊尔学生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所反映的全球教育失衡与伦理缺位，应引起各方重视。只有回归教育作为“全球公共利益”（global public good)的本质，真正回应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与历史责任，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才能成为推动全球公平与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重要力量。
黄福涛
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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